赵建泽出席焦煤大学第二期专题研讨班结班典礼

虽然行政机构的作用特殊，但是并不意味着行政机构具有全部的决定力。

在19世纪之前，国家任务并非以国家机构的名义开展，这时的国家并非严格意义上基于契约精神所建立的主权国家。[18]魏治勋：《全面有效实施宪法须加快基本权利立法》，《法学》2014年第8期，第17页。

自然资源部门对于自然资源的属性、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等进行专业判断，以符合自然资源客观规律的方式制定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计划。其次，环境法典为环境法律体系与制度提供体系化、综合性、协调性与框架性的基本法理，在环境法律理念、方向、原则、制度与机构等方面提供统一标准。宪法权威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一切按照宪法治理，包括公权力和党的活动都在宪法统治下。[47]杜健勋：《环境利益分配法理研究》，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年，第224页。[56]刘丹：《宪法认同与公民教育刍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04页。

同时，带来社会的持续进步。[31]吕忠梅：《中国民法典的绿色需求及功能实现》，《法律科学》2018年第6期，第106页。在规定人民权利的同时，《共同纲领》第8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

这就必然会导致一些貌似具备了程序性要件的宪法解释行为及结果，被推定为符合法律事实构成要件的完整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宪法解释职权的过程中，如果不能以公开明示且无可争议的程序和形式来公布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的宪法解释文件，实践中存在的所谓宪法解释，只能停留在实质性宪法解释层面，而不具有制度上的普遍拘束力。这些解释具有实质性宪法解释的特征，能对立法工作起到相应的指引作用。当然，作为享有宪法上规定的宪法解释职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迄今为止并没有以一个明确的承载宪法解释结果的法律文件来认可其已行使了宪法所赋予的宪法解释职权的法律事实。

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职权，因此有些问题将来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的解释来解决。目前理论上存在的问题是，这些大量实际存在的实质性宪法解释结果，是否需要通过正式的法律程序加以确认，并以宪法解释文件的形式肯定下来，继而对宪法实施产生实际的具有普遍适用意义上的法律拘束力。

传统法理学习惯于在法律关系的概念体系中阐述法律事实的制度意义，强调不同法律事实之间的制度联系以及一种法律事实对另一种法律事实的制度影响。司法审判机关对证据依法审查后，对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信的证据予以采纳，对于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予以拒绝，最终形成作出司法判决的事实依据。从宪法实施的角度看，没有宪法解释，就不可能有宪法的有效实施。由于得到法律认可的宪法解释结果的存在形式一直没有获得制度化的确认，在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中，就出现了以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解释结果为导向的实质性宪法解释这一客观事实。

在严格的法治主义原则下，法律事实被认为在司法审判中等同、接近或最相似于客观事实。尽管实质性宪法解释已经出现在法律解释文件中，但其本身无法构成完整的宪法事实，而只是作为法律解释的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或补充成分。该条款把宪法解释的职权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本文试图从探讨法律事实概念的意义出发，通过分析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和制度特征，揭示宪法解释要成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事实，应具备怎样的构成要件及制度特征，从而为分析我国现行宪法解释制度的存在现状、实质性宪法解释的制度意义，以及完善宪法解释制度的具体路径提供更加清晰和有效的逻辑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承载宪法解释结果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具体有以下几类。再如，许多地方人民法院在援引宪法作为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时，承担起了实质性宪法解释的宪法解释者的角色。

个别情况下，甚至可能会有完全虚假的事实被司法审判机关采纳，即错误的事实被司法确认为客观事实。这种情形在美国附带型违宪审查制度中经常出现，下级法院往往积极主动地对宪法规范含义作出解释和说明，但这种解释和说明并不为具有终极解释权的最高法院所认可。

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2011年，该课题组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例如，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通过审查香港基本法与现行宪法之间的一致性，得出结论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也对相关违宪审查请求涉及的宪法规定含义作出了解释和说明，维护了宪法的权威性。宪法解释的制度目标，正是为了维护宪法规范的确定性，使得宪法规范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准确和有效地发挥行为规范的指引作用。张庆福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一书，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在宪法解释方面的重要制度功能。

必须从法理上构建较为科学和合理的实质性宪法解释理论和学说，为确立严格意义上的宪法事实构成制度提供扎实的法理支撑。例如，我国民法典第40条规定：自然人下落不明满二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为失踪人。

除非依据法定程序撤销法律事实认定效力，否则依法认定的法律事实就会产生法律上的效力，直接影响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行使和义务履行以及公权力机关职责的履行。只有根据需要对宪法规范的内涵作出进一步说明和解释，宪法规范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

这里，解释行为是解释结果的逻辑前提，宪法解释行为与宪法解释结果有机统一构成的宪法解释机制是非常清晰和规范的。根据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第6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宪法解释的职权，但自现行宪法诞生39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通过标明为宪法解释的文件公布过一起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的宪法解释，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

要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建立科学有效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宪法解释工作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是法律解释，但其中包含了实质性宪法解释结果。法律事实除了需要满足法律上的程序性要件与实体性要件外，还必须有客观上已经发生或存在的行为或者事件。此外，在有权解释宪法的主体所发布的法解释文件中，宪法解释结果被包含在法解释文件中并作为一般法律解释的前提和条件。

在行政诉讼中，一旦行政机关作出了某项行政处罚决定，该行政处罚决定赖以成立的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事实就被确认下来。尽管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内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并不享有宪法上所规定的宪法解释权，但它们在履行宪法和法律职责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宪法规范作出实质性的解释。

不过，从法律事实的角度认识宪法解释的制度特征，在传统宪法学理论中很少有专门论述。在经典的宪法学理论中，宪法解释作为一种独立的行宪活动，既体现在制定宪法时对宪法文本中宪法规范含义所作的立法意义上的解释和说明，也包含了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对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其含义的宪法规范所作出的解释和说明。

该专家建议稿抓住了宪法解释作为一种法律事实的程序要件特征，对于形成法律事实意义上的宪法解释的证据链具有很强的闭环性，是我国未来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可资参照的立法方向。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此外，为了防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对同一宪法术语或同一宪法条文作出具有不同法律效力的解释和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作出的宪法解释令的主要任务，应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涉及宪法原则、宪法规范方面的解释和说明作出统一解释。尽管迄今为止依据宪法享有宪法解释职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以专门刊载宪法解释结果的法律文件来明确可以被认可的宪法解释结果，在我国宪法实施的实践中，实质性宪法解释现象大量存在，并且具有一定的法律拘束力。二是在宪法规范的确定性比较肯定的情形下，针对受审查的法律规范或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规范的要求作出明确的判断。（二）宪法解释作为法律事实的认定方式、标准及意义 在我国，制度意义上的宪法解释一词，最早见于1978年宪法第25条第3项。

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第1项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解释宪法的职权。例如，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应当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举证，证明其所陈述的事实的客观性，并向司法审判机关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以证明自己陈述的事实确凿无疑地发生了或存在着。

（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文本 宪法作为根本法是其他一切法律法规产生、变更和废止的基本依据。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也可以视为具备了宪法解释程序要件和实体要件的法律文件，但由于没有以法律认可的正式宪法解释文件的名义出现，也错失了成为完整法律事实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文件的机会。

客观事实要成为法律事实，通常需要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时空条件、程序方式、具体的人物事以及行为、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可简单归结为程序性法律要件和实体性法律要件。如果因客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形势发生变化，需要降低当选者的年龄，就无法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来维持上述条款的规范指引功能，而要采取修改宪法的方式，使用另一种确定性规范代替上述条款。